“人格”是指一個人一致的行為特征的集合. 人格特征因人而異, 因此, 每個人的人格都是*的. 這種*性令每個人即便面對同一情況, 都可能做出不同心理和行為反應. 在眾多人格理論中, 大五人格(openness, conscientiousness, extraversion, agreea，bleness, neuroticism, OCEAN)模型由于具有跨文化、跨性別和年齡的穩(wěn)定性, 得以在世界各國廣泛研究和使用. 依據(jù)大五人格模型, 個體人格分為5個基本維度: 外向性、宜人性、責任心、神經(jīng)質和開放性.

不少研究者認為, 大五人格的普適性就在于其具有生物學基礎. 那么, 遺傳生物因素對人格形成和發(fā)展的作用有多大? 或者說, 個體的人格有多少是遺傳獲得的? 近20年來, 行為遺傳學家嘗試給出相關答案, 因而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成為頗受關注的領域, 并由數(shù)量遺傳學取向進而發(fā)展到分子遺傳學取向. 這篇文章主要關注大五人格的遺傳基礎.

近些年, 一些大樣本多評定者的研究報道了更為可信的遺傳度估計. 例如, Kandler在2012年基于1118對雙生子的數(shù)據(jù), 發(fā)現(xiàn)自評的五大人格的遺傳度為43%(宜人性)~56%(外傾性), 同伴評的人格的遺傳度為34%(宜人性)~49%(開放性). Frani?等人在2014年基于2805對雙生子的自評數(shù)據(jù), 得到五大人格維度潛變量(latent traits)的遺傳度為43%(宜人性)~58%(開放性). Vukasovi?和Bratko在2015年對先前的雙生子和家系研究(100000個被試)進行了元分析, 家系研究的估計(19%)低于雙生子研究(48%); 具體到各個維度的估計為: 神經(jīng)質(37%)、外傾性(36%)、開放性(41%)、宜人性(35%)、盡責性(31%)、分析得到人格的平均的大五人格的遺傳度為37%.

而分子遺傳學取向主要用基因測定方法, 在DNA水平上研究特定基因對人格表型的影響效應, 旨在從微觀層面直接鑒別對人格產(chǎn)生重要遺傳影響的具體基因或基因組合, 以揭示人格特征或人格差異的潛在遺傳機制. 由于人的基因眾多, 且受制于基因檢測技術的局限性, 早期的研究者通常需要通過了解人格相關聯(lián)的生理機制來確定人格的候選基因.

例如, 許多研究關注了5-羥色胺轉運體基因連鎖多態(tài)性區(qū)域(the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linked polymorphic region, 5-HTTLPR)及多巴胺D4受體(dopamine D4 receptor, DRD4)與大五人格之間的關聯(lián). 隨著人類基因組多態(tài)性研究以及單核苷酸多態(tài)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分型技術的發(fā)展, 全基因組掃描逐漸成為一種分子遺傳學人格研究的標志性策略. 全基因組關聯(lián)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將基因組中數(shù)以百萬計的單核苷酸多態(tài)性(SNP)作為分子遺傳標記, 進行全基因組水平上的對照分析或相關性分析, 通過比較來發(fā)現(xiàn)影響復雜性狀的基因變異.

目前候選基因策略與全基因組掃描的研究結果顯示, 人格的神經(jīng)質維度可能與da麻素Ⅰ型受體基因(cannabinoid receptor 1, CNR1)、5-HTTLPR、5-羥色胺轉運體基因溶質載體家族6成員4(solute carrier family 6 member 4, SLC6A4)、腦源性神經(jīng)營養(yǎng)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多巴胺轉運體1(dopamine transporter 1, DAT1)、DRD4等基因有關, 外向性可能與乙醇脫氫酶4(the alcohol dehydrogenase 4, ADH4)、BDNF、兒茶酚-O-甲基轉移酶(catechol-O-methyl- transferase, COMT)、DRD4以及線粒體等基因相關, 宜人性有可能與CNR1, ADH4, SLC6A4, 單胺氧化酶A(monoamine oxidase A, MAOA)等基因相關, 盡責性可能與ADH4, MAOA, DRD4, 微管相關蛋白KATNAL2(katanin-like 2 proteins)等基因相關, 而開放性則可能與5-羥色胺轉運蛋白(5-hydroxy trypamine transporter, 5-HTT)、Ras GTP酶活化蛋白1(RAS p21 GTPase activating protein 1, RASA1)等基因關聯(lián). 而且還有些研究關注了基因與基因之間交互作用的影響, 如MAOA, COMT, 多巴胺D3受體(dopamine D3 receptor, DRD3) 3者的共同作用可以預測人格宜人性的高低. 除了上述基因多態(tài)性對人格的影響之外, 也有研究者嘗試從全基因的層面尋找基因的結構變異, 特別是拷貝數(shù)量的變異(copy number variation, CNV)對人格的影響, 如雖然沒有得到統(tǒng)計的校正, 但研究結果表明, 具有更多CNVs的人表現(xiàn)出較低的宜人性傾向.

關于人格特質的遺傳度, 人格遺傳學領域的心理學家們如今還會從表觀遺傳學的角度來思考問題, 即思考環(huán)境事件或者經(jīng)驗是如何影響基因表達的. 表觀遺傳學的觀點認為雖然基因本身不會發(fā)生改變, 但是環(huán)境因素會導致個體的基因表達不同, 從而出現(xiàn)不同的人格特征. 例如, 一項全基因甲基化掃描分析(whole-genome methylation scan, WGMS)發(fā)現(xiàn)早期受虐dai的經(jīng)歷通過影響個體的某些基因的甲基化水平, 從而對邊緣性人格障礙的形成起到至關重要的影響. 當然, 這一領域的研究未來也會關注不同的人格特質會帶來怎樣的生物學變化, 從而影響個體的生理表現(xiàn). 但是, 在這方面對理解人格個體差異的研究才剛剛開始.